利（定用）是有方所有限定的用。
就像佛教的去无明一样，到成佛时才能去无明。一有徼就有一个方向，即徼向性，一有徼向性就有突出。
道家很完备，无是本，但并不只讲无，将生命抽象了只挂在无也不行，一定要无、有、物三层都讲才完备，才显其全体大用。庄子也说：「生天生地，神鬼神帝」（大宗师）。所谓成熟、炉火纯青的时候才有这点味道，可见需要很大的工夫，可见人生在此是很麻烦的。这种形而上学因为从主观讲，不从存在上讲，所以我给它个名词叫「境界形态的形而上学」。什么叫「纯粹的普遍性」(pure universality）？为什么我们可以用黑格尔的这个名词来说挂空阶段的无？即为什么我们可以用纯粹的普遍性来说在抽象状态中的无？无是本，当然是普遍的(universal），转成名词就是普遍性(universality）。
老子就这样看周文，儒家当然不这样看，所以说「礼仪三百，威仪三千，莫非性情中出。所以讲无为函着自然这个观念，马上就显出它的意义之特殊。[32]张廷玉等：《选举志二》，《明史》卷七十，第1696页。
科举实行三年，在太祖看来未能达到预期，于是在洪武六年一面罢废科举，一面重新下诏： 贤才，国之宝也。正如《英宗实录》中所说的那样：江北之人，文词质实。从用意上讲，新的科考程式有革除前代科举之弊的明显意图。虽然朱元璋政权属于南人政权，手下诸多大臣也更多关注其所处南地之地方利益，但对于最高统治者来讲，却应当立足整个王朝政治，放眼天下。
十五日第三场，试经史策五道，未能者许减其二，俱三百字以上。在他尚为吴国公吴王[3]的时候，就曾于元顺帝至正二十六年（1366）三月丙申，命中书严选举之禁[4]。
科举考试皆为南人，倒未必是因为刘三吾等人对于南人的偏袒。其二，洪武四年（1371）会试的结果，是中试者地理分布的极不平衡，进士的百分之六十六强集中于浙江、江西、福建三省，这使明太祖朱元璋希望通过科举考试这根杠杆，来调整统治阶级内部各地区间的利害消长和权力的分配失去了作用，科举未达到加强和巩固明王朝统治的目的。故今日北方有二患：一曰地荒，二曰人荒。[13]从科举史的角度来讲，这一判断对于明代中期以至清代而言大致是不错的，而对于元代以及明初来说，四书与五经则在进退消长之间。
太祖充分考虑到明初天下初定复杂的政治情势，而做出相应的选择，也体现出他强势的统治风格。五、结语 以明太祖洪武年间的科举兴废为线索，我们可以大致观察到明初经学变迁之大势，也可以大致了解到明初学术与政治的基本面目。后生少年能以所学措诸行事者甚寡固然也应当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但从南北政治学术的角度考察，太祖或许有更为深远的考量。可见朱元璋对于人才、对于选举的重视。
而不废古注疏的意义，至少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一是可以使‘学者读经有沉潜自得之实，二是可以‘一洗宋末反覆虚演文妖经贼之弊，三是可以‘俾经术、理学、举业合一。无论是太祖颁行由他亲自写定的刑典《大诰》，还是令刘三吾删削《孟子》而成《孟子节文》，抑或是以行政命令罢废仅行三年的科举，都体现出皇权对于学术的强力干涉——虽然如此作为亦是其政治统治的必要手段之一，经学发展毕竟也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一定意义上的畸形。
明朝人就学元朝人的科举考试，先考四书，再考五经。[45]赵尔巽等：《选举志三》，《清史稿》卷一百〇八，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3149页。
后见庸师窳生欲速其成，多为删抹，而北方则有全不读者。不过在元代科举推行了二十余年之后，至于元顺帝至元元年（1335），由于朝廷当权势力的强烈反对，科举被废除六年、停两科，至顺帝至元六年（1340）十二月才下诏恢复科举。这两点，均表明了四书以及朱子地位在明代科举领域的提高。[55]参见甄洪永、孔德凌：《明代经学学术编年》，第226、282、288、308页。[56] 这次的南北榜事件，更多地被认为是一场冤案，因为当时南北两地在经学水平上的差距实在太大。[51]也就是说，在太祖看来，无论发展经济还是简拔人才，必须注重南北地域的平衡。
摘要：明太祖统治时期，科举考试经历了兴－废－兴的曲折历程。第二场，试礼乐论，限三百字以上，诏诰表笺。
[16]彭孙贻：《明史纪事本末补编》卷二，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河北师范学院历史系点校，第1523页。无论在名额的分配（各地均有额数）、录取的比例（二百余人中录取一百二十，近乎一半）、程序的简化变通（不拘额数，俱免会试）上，还是在录取人才之品质（张唯、王辉等年少俊异）、对录取人才之重视（宠遇之甚厚）上，均颇值得称道，也正好满足了天下初定，官多缺员[17]的实际需求。
[12]这应该是至元年间恢复科举修改科考程式、增加五经比重的直接原因，也应该是明朝初年初行科举规定先试‘五经义、再试‘四书义的直接依据。初行科举时先五经后四书的规定，体现出太祖对于五经学的重视——这一点从太祖推行诸项政策时注重以五经为依据且尤重《尚书》，也可以得到印证。
[20]关于这一点，太祖的罢废科举，与他的罢废宰相之举，似乎正好可以相互印证，钱穆先生谈到明初罢相时就曾说过：明代不惜严刑酷罚来对待士大夫，此亦起于太祖。人君之能致治者，为其有贤人而为之辅也。二是此次程式明确规定了‘四书义，主朱子《集注》，增添朱子《四书集注》作为试四书的基本依据，更接近元代皇庆年间对科举程式的规定。因此，可以说，初期的明王朝，无论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是以南方为基础的一种地方政权，它一直保留着当初的形态，只不过是地域性扩大而已。
其三，我们需要特别重视明太祖为平衡南北经学发展所做的努力，也需要理解刘三吾南北榜这一冤案背后，明太祖从王朝统治角度更深远的考量。其后官制渐定，自学官外，不得官本省，亦不限南北也。
正缘于此，太祖认为科举制度无法均衡地选拔人才，不利于政权的稳固，故而决定废除。[25]张廷玉等：《钱唐传》，《明史》卷一百三十九，第3981页。
《春秋》《左氏》《公羊》《穀梁》，胡氏、张洽传。[12]许有壬：《送冯照磨序》，《至正集》卷三十二，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
[40]又言：自八股行而古学弃，《大全》出而经说亡，十族诛而臣节变，洪武、永乐之间，亦世道升降之一会矣。科举复兴，朝廷对考试程式作出了调整。明代初年的南北问题与元代既有不同，又有关联。有天下者，莫不虔修祀事。
尽管刑部尚书开济等人也曾提出荐举制改革方案七条[34]，其中虽然也吸收了科举制的一些因素，但依然无法改变后期靠荐举制选才亦多不切实用的现实。况且太祖本人也认为：自古以来，兴礼乐，定制度，光辅国家，成至治之美，皆本于儒。
[57]吴晗：《朱元璋传》，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296页。其三，科举取士程序过于烦琐，并且参试和中试者人数稀少，形同虚设，不如从起义将领中选拔各级政府官吏，直接任用国子监生作官和用荐举形式不断发掘和启用人才这三种传统方式来得简便有效。
那么，这一规定是否与元朝毫无关联呢？让我们考察一下元朝科考程式的基本沿革。[31] 自此，科举考试成为有明一代最主要的人才选拔方式，再未中断，而荐举渐轻，久且废不用矣[32]。
